居者有其屋，多少年，多少人，在为这个梦想而努力，房子始终倾注着人们的无限希冀与憧憬。千百年来，人们对住房的追求从未间断。华裔学者杜维明曾把中国的住房比喻成一部最缠绵的红“楼”梦。住房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市民的住房条件。统计数据显示：1981年，苏州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只有9.86平方米，到2007年年底，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约36.34平方米。房改以来，人们买上了自己中意的商品房，不管是居住面积还是小区环境都有很大改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居住者的说法——
居者不再“忧”其屋
解读人：市区某事业单位退休职工 鲁建国
在鲁建国的记忆里，自己的住房在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三级跳”，而正是这几次不同方式的换房经历让老鲁一辈子的居住梦想变成了现实。说到这些年来自己的居住变化，鲁建国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在那个年代里，可是找对象容易找房子难啊。”1976年，28岁的鲁建国始终在为自己的婚房犯愁，那时候要分到一套房子并不容易。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与低工资制度相配套的是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制度，即由国家或单位集中建房，再分配给职工使用，产权公有，个人缴纳较低的租金。那时，绝大多数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离不开三个字：“等、靠、要”——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但房少人多，分房得论资排辈，一轮候就是多年。“那时候为了能够分到一套房子结婚，几乎快把房管科的门槛给踏破了，可是一年里打报告要房的人有好几十人，轮不上就只能等。”老鲁如今说起当时等着分房的焦虑依然唏嘘不已。
最终，鲁建国还是不得已在通和坊父母的家中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不过当时一家四口挤在一个面积不过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实在有着诸多不便。“就那么大的房子，还要分出一个隔厢出来，我父母就在隔厢里搭了张床，这样的日子一共住了5年多。”老鲁告诉记者，那时洗澡得上澡堂子，每天家里还要倒马桶，白天要方便就干脆上公共厕所。记得是1983年光景，单位终于给他分了一套两室户型带独立卫生间的房子，虽然只有70平方米不到，但比起原来一家四口挤在一间老房子里，条件可是改善了不少。老鲁至今还记得在搬进新家的当天晚上，他们专门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好好庆祝了一番。
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住房政策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水岭，一方面“福利房”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原先分配的“福利房”以及各式各样的自建公房折价转卖给了使用者。1989年，鲁建国将单位分给他的两室户按其工龄，扣除房屋折旧，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下来，这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自己成了有产者，就不用再为房子的事情担忧了，可以说这是外面居住生活的一次重要转折，其后由于旧房拆迁又拿到了一套面积80多平方米的两室户。”鲁建国向记者表示。
在老鲁的心目中，自己有这样一套房子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新房子住了将近十年又成老房子了，到了儿子该成家的时候，他发现这套两居室已经没法跟得上节奏了。最后，一家老小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一致决议老两口拿出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给儿子贷款在园区买了套130多平方米的三室新房，而这套房子的月供由小两口负责归还，等到交房以后老两口再把这套老房子卖了搬到园区和儿子一起住，可以说就等着含饴弄孙享清福了。“现在的小区和老新村还真不一样，楼下绿树成荫还有花园和游泳池，每次进出小区保安也都能认出我来打招呼，服务够贴心的。”老鲁乐呵呵地向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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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说法——
再说居者“有”其屋
解读人：市房管局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 徐郁文
自2002年担任房改办主任以来，徐郁文一直深感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自苏州市市区1988年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先后经历了试点起步、逐步推开、全面实施等一系列过程，而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房改办这个因房改而生的机构的工作重心也开始向推行新的住房保障体系转变。按照徐郁文的说法，他现在更多是要做好解决“穷人住房”的难题。
任何一项改革，都难以达到绝对的完美。在住房制度改革让更多人实现了居者不必再“忧”其屋，乃至日渐“优”其屋的进程中却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巨大利益驱使下的盲目囤地、扩张，商品房供给中高档豪华住宅过多，中低价位普通住宅偏少，房地产业脱离1998年房改方案中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供给模式的初衷，城市地价重构和整个城市房价的高涨严重超越了中低收入家庭购买力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为更多中低收入家庭实现住房梦想投下了阴影，如何帮助这些家庭居者“有”其屋再度摆上了管理者的案头。
谈及苏州在中低收入者住房保障中所作出的各项努力，徐郁文显得颇有些自豪，“至少很多层面上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徐郁文的案头记录了很多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所实现的一项项目标与数字：苏州市区公房砖混一等的标准租金已从1988年的0.18元，提高到现在的2.5元；到目前为止，市区已出售公有住房14.1168万套、851万平方米；市区1996年前后，共建经济适用住房7093套、62.72万平方米；自2000年制定并实施《苏州市区廉租住房管理办法》以来，累计有1969户享受到廉租政策，累计投入资金1.2亿元，保障起点控制面积由人均8平方米提高到18平方米；同时自2005年开始市区向非拆迁区域住房困难家庭供应中低收入家庭住房，4年来已累计提供中低收入住房4500套，经济适用住房向非拆迁区域提供并提供共有产权型中低收入房在全国都走在了前列。
“近两年来，房价涨势凶猛，不少区域房价即使‘拦腰斩断’，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仍然只能望房兴叹。”对于近两年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节奏，徐郁文深有感触地向记者表示，从去年起再度把住房保障工作以国家制度的形式确立，显然在不少百姓已经实现居者“优”其屋的时候，让更多中低收入家庭实现居者“有”其屋更为重要。可以说，虽然形成了住房商品化的观念、提高了住房自有化程度，但房改并没有就此结束，改革之路还很漫长，他这个房改办主任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探索和努力。临近采访结束，徐郁文紧锁的眉头再度展开，他告诉记者，苏州已提出建立各项住房保障制度形成有苏州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并由此制定了今后五年内一系列住房保障体系的目标，这在全国也再次走在了前头。
建设者的说法——
苏州人居者“优”其屋
解读人：建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沈臻
“洋苏州”这个称谓赋予了园区，首当其冲夺人眼球之处，就是这片充满活力的区域中城市建设与建筑之“洋派”，鳞次栉比的崭新楼盘不仅让苏州人住得越来越洋气，同时也让苏州人的居住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苏州房地产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说就是苏州人居者‘优’其屋的变迁历程，园区更是这场变革中的领头羊。”对于房改十年来苏州人的居住变革，沈臻作为一个“见证者和缔造者”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所带领下的建屋已连续四年蝉联苏州房地产开发综合实力二十强榜首。
建屋发展是伴随着园区的成长而成长的，追溯历史已经有十年了，从最早的动迁房、第一个商业化小区、一直到湖东第一个小区等，都扮演了一个伴随园区成长而成长的开发者的角色，而这十年也正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十年。
在沈臻的记忆中，建屋十余年来建设的楼盘都镌刻着市民居住方式变迁的时代印记。在1996年建设第一个住宅小区新城花园时，园区大多数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农田，新城花园也只是为开发区配套建设以满足解决社区居住需求的经济型住宅小区，新加花园、加城花园虽然在当时有了“涉外”销售的概念，但其更大程度上仍只是满足购房者的普通居住需求。在沈臻看来，2002年当东湖大郡成为第一个楼盘挺进金鸡湖东岸的时候，产品品质上的升级换代使得居住者朝着“宜居”迈进了一大步。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中海、万科、仁恒（晋合）等一个又一个地产大鳄相继挺进园区，不仅给苏州人带来了全新的居住理念，小区配套、物业管理、户型设计、景观设计等优化和完善让苏州人第一次把居住与享受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房价的迅猛上扬也开始让购房者深切体会到房子的另一属性，即投资的价值。
“正是这些知名开发商的进入，让苏州商品房市场日渐成熟，也让苏州人看到了更多样的居住形式。”沈臻表示，在市场和购房者消费观念日趋成熟的驱动下，像建屋发展这样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理念的本土开发商开始思考产品的可持续化，进而突破了原先产品同质化复制的开发模式，以居住文化、居住环境作为切入点，在产品内涵中融入“可持续”的人居理念，更与时俱进地引入国际主流的“乐活”生活主张，提出“乐活苏州”这样的新概念。“居者‘优’其屋的过程显然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其注定不断会有新鲜的血液注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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